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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”“西”对比说环境

2021-05-30

  政策层面的障碍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困难,但即便如此,也不会阻挡农民工去“挣更高的工资”。

  “上海3月份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线元/月,我们非常紧张,深圳不能低于上海。”今年5月,针对第二季度缺工40万人的情况,深圳市副市长李铭率队来川寻求劳动力时表示,工资水平是影响民工去留的重要因素。两个月后记者获悉,深圳市将关内最低工资标准线元/月。

  从总体上讲,四川省内务工的工资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。资中县高楼镇回乡创业者徐典文说,特别是成都等地,收入水平和沿海很接近了,如果扣除物价、路费等因素,反倒更实惠。

  “工资水平是就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省和沿海的差距正在缩小,这也是一些劳动力回流的原因。”省职介中心主任、高级职业分析师吴江告诉记者。

  在四川和沿海都打过工的陆浩,现为深圳一家美容仪器生产企业的主管。他认为,东部沿海城市对民工维权的执法力度更“狠”些。比如,他每个月都要和劳动保障部门打交道,但不是自己上门去,而是执法者例行登门检查劳动合同签订、保险购买等情况。

  签订劳动合同是预防劳动争议和纠纷发生的前置保障。今年9月,省政协视察组赴各地检查劳动合同法执法情况时,一些基层劳动监察负责人向记者道出顾虑: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查,查凶了影响就大了。

  这种顾虑无非就是怕影响企业发展,影响投资环境。但一个现象值得深思: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,劳动保障水平越低。调查显示,成德绵等经济较发达地区,劳动合同签订率都在90%左右。省总工会今年4月对112万人的抽查也表明,省内有些地方的劳动合同签订率甚至只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一半,最低的只有38%。

  签了合同也不是一了百了。如深圳设立覆盖全行业的欠薪保障基金,最大限度地保障民工权益。而我省目前只建立了建筑业企业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。

  “在沿海,工会的话语权更强。”成都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张红告诉记者,为给一农民工维权,她向上海市总工会求援,对方立即驱车前往企业处理纠纷,并表示,有劳动关系违法的企业,都要记入黑名单,还有系列惩罚措施。

  省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陈井安研究员认为,东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快,承接了大量的海外产业转移,基层政府在这期间已形成主动服务经济发展的良好意识。但随着东部大量产业转移至我省,以及行政效能建设的深入推进,我省就业创业环境将更加优化。

  无论是个别地方逗硬执法的“顾虑”,还是深圳市唯恐最低工资标准低于上海的忧虑,都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:就业环境已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,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一些和谐劳动关系试点园区有意外收获,员工流失率从过去的20%下降到2%。春节将至,很多原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将踏上返乡之路。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,他们中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留在家乡就业创业,我们希望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有生机、有秩序的劳动力市场,一个尊重他们、支持他们、保护他们的就业创业环境。